《保险法》第31条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险合同不利解释原则，或者疑义利益原则（下称不利解释原则），一直以来都是保险公司“心中永远的痛”，因为保险公司往往因该原则败诉。在保险公司看来，不利解释原则已经成为法院判决的“杀手锏”，一旦法院感觉被保险人应当受到保护，而又找不到其它理由时，就会启用不利解释原则判决保险公司败诉。

　　法院动辄以不利解释原则判决保险公司败诉，并非毫无缘由。缘由在于，《保险法》第31条规定：“对保险合同的条款，保险人与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”。正是因为本条规定中存在的问题，才使得保险公司屡诉屡败。本次修改《保险法》，保险公司将第31条作为修改草案的重点之一，实因本条存在的问题对保险公司影响太大。

　　《保险法》第31条存在的首要问题，就是该条中的“争议”二字。按照现行规定，只要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间就保险条款发生争议，法院就可以启动不利解释原则，这对保险公司极为不公。在美国保险法上，对同样的问题，使用的措词是“Ambiguity”，该词的中文含义是“含混”，即，只有在保险条款的含义存在“含混”之处时，才可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请注意，美国保险法上的“含混”与我国《保险法》上的“争议”乃有天壤之别。“争议”是“含混”的结果，但并非所有的争议全部源于“含混”，尚有“非含混”引起的争议，譬如，“火灾”一词，我国相关法规已有规定，但被保险人对保险条款中的“火灾”一词理解有别于国家规定，因此可能造成双方的争议，此种情形，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并不合理。

　　依照《合同法》和《保险法》理论，并非只要出现争议，就应当统统适用不利解释原则，而是首先甄别争议条款是否不能运用其他方法解释，比如目的解释、交易习惯解释、文义解释等。只有在适用其他方法解释不明的情况下，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只要在出现争议就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做法，对保险公司实在有些苛刻。

　　《保险法》第31条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，没有区分格式条款和议商条款。保险条款绝大多数属于格式条款，但是，保险合同中有时也会出现双方当事人通过谈判共同签订的条款，当这些条款出现争议时，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似乎不太适当。因为，不利解释原则存在的前提是格式合同，格式合同的条款由保险人提供，条款内容可能偏向保险人，对条款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，是公平的一种表现。但是，倘若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，而是议商条款，不利解释原则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，自然不能适用。

　　与这个问题想联系的附属问题是，假如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，但被保险人是具有与保险公司同样谈判能力的主体，具有专业的律师、或者聘用了专业的保险经纪公司，是否仍然适用不利解释原则？对这个问题，美国保险法界存在争议，但主流观点认为，即使被保险人的谈判能力堪与保险公司匹敌，不利解释原则仍然可以适用，只是适用的严格程度可能受到影响。英国保险法权威克拉克教授也指出：“与其说谈判能力是决定不利解释原则是否适用的因素，不如说他是影响该规则适用严格程度的因素”。

　　《保险法》第31条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，对于保监会审批的条款，是否可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？我国《保险法》规定，普通的保险条款只需备案，不需审批，对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、强制保险险种以及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，需保监会审批。保监会审批条款时，应当对条款的公平性作出调整；所以，有人认为，这样的条款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对这个问题，笔者认为，保监会只是决定批准或不批准条款，并不参与条款的制订，对许多细节问题，可能很难顾及，此时的合同条款，仍然是格式合同，可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应当将《保险法》第31条的中的“争议”一词改为“含混”，只有适用别的解释方法仍然解释不明时，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对双方当事人议商的条款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，对保监会审批的条款则仍然可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。

[本帖最后由 向日葵网 深蓝 于 2008-06-05 01:08 编辑 ]